最近我们拜访了扬州大学李人鉴教授，因为他的百万巨著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，前不久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李先生虽86岁高龄，却精神矍铄，谈兴旺健。问起这部书的写作起因，李先生侃侃而谈。他说，《史记》这部名著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，鲁迅先生曾盛赞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。”由于传抄、窜改等多方面原因，使书中存在不少差错。前人虽做过不少校勘考订工作，取得了很大成果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目前通行的版本仍多讹误之处。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，力求从汉代语言现象及司马迁撰述体例等多方面探索《史记》本来面目，并是正文字上的衍脱讹误。据李先生介绍，书成之后，曾得到许多专家的高度赞赏，如著名国学大师、南京师大博导徐复教授说：“《校读记》作者耽思旁讯，每释一义，如老吏断狱，皆当于理。”“读之者如入宝山，乐而忘返，诚近今之绝业矣。”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导茅家琦教授说：“读了李教授这部大作以后，深感其学识功力之深厚，见解之精辟。”“的确是集前人之所长，纠前人之所不足。”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导卞孝萱教授说：“此稿指出《史记》正文被后人窜改处，《集解》、《索隐》、《正义》之谬误处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问题，间亦指出前人研究的得失。用力颇深，新见叠出。”
访中得知，李人鉴先生为完成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这部巨著，从1936年就开始倾注心血，至今60余年，历尽种种坎坷和磨难。“文革”中，他被视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接受审查、批判、监管、改造。黄桥老家的大量藏书及手稿，被红卫兵当“四旧”查抄，凡纸质发黄的书籍被付之一炬，凡讲义和手写稿被当作废纸卖给了杂货店换取食物。直至有一天，李教授的女儿从杂货店买回一袋用父亲的手稿纸包装的糖果，才发现这部分书稿的悲惨去向。“文革”后期获“解放”后，李人鉴先生竭尽全力工作，寻找失去的时间，恢复散失的书稿，加快研究的节奏和进度，终于在1985年71岁高龄时挂笔定稿。然而与欣喜结伴而来的是出版的苦恼。整整10年，辗转多家出版社，虽有很多热心的“红娘”为之牵线搭桥，很多专家学者力荐这部著作，终因经济效益问题未能付梓。直至1994年，甘肃人民出版社挺身而出，自愿亏损数万元出版此书，才使这部著作获救。这家出版社不仅不要作者一分钱补贴，还给作者一定数额的稿酬，并派专人来扬州和作者商谈解决书稿中的疑难问题。历时5年，反复校改清样，克服种种困难，终于将这部大著以精美的装帧印了出来，了却了李老先生一桩心愿。
访问结束时，李人鉴先生还告诉我们，关于《史记》的研究，除了《太史公书校读记》一书外，他还写成了《史记十表考证》（50多万字）、《史记语法概要》（20多万字）、《史记索隐单行本校读记》（10多万字）、《司马子长年谱》（20万字左右）等四部书稿。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建议他将这五部书稿结集出版，书名就叫《史记研究五种》。然而李先生对此早已心灰意懒，他深感出书太难，唯一的心愿是能将其余四本书无偿献出去，不要枉费了这多年的心血！闻此言，我们似觉无话可说。
